這不僅僅是一起彰顯人性和情感脆弱的真實發(fā)生的謀殺案。1884年，英國“米麗雷特號”船在海上遇難，船長達德利帶領大副、船員及一名雜役，一行四人逃到救生艇上。在饑餓和死亡的威脅下，第19日，船長建議抽簽，誰抽到就會被殺，其血和肉可以用來拯救其他人。對此，船員布魯克斯保持沉默。

根據1972年安第斯空難改編的電影《絕境盟約》劇照

船長盯上了早先不聽勸阻喝海水后病得奄奄一息的雜役帕克。船長要殺死他，大副史蒂芬斯同意了。難以想象17歲的孤兒帕克在救生艇上被船長殺死時經歷了怎樣的掙扎——“為什么是我？”與其說這是他的呻吟，不如說他發(fā)出了最后的吶喊。

余下的三人得以生存，船員布魯克斯吃得最少。數天后，在南大西洋，據船長記載，正當他們在用“早餐”時，一艘德國船出現了。他們獲救回到英國，一場審判如期而至。

船長等人的行為是否屬于緊急避險，緊急避險是否可以作為謀殺的正當理由？在極端生存條件下，法理情如何平衡？該案引發(fā)廣泛爭議。

謀殺就是謀殺？

有意見認為，殺人行為實施前，行為人應當先征得“病人”帕克的同意，即使這樣，這種殺人仍是不道義的；或曰，這種“人吃人”必要的程序還是要有的——幾個人可以抽簽決定誰先死。

關于抽簽，美國法學家富勒提出過一個虛構的“洞穴案例”，五名探險者被困洞穴，為了生存，他們通過抽簽決定殺害并食用其中一人。由此，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值得深思。

回到英國沉船食人案。在哈佛大學邁克爾·桑德爾教授的公開課上，一位學生堅定地認為，在該案中，“謀殺就是謀殺”，救生艇謀殺案在定罪上不應該區(qū)別對待。教授追問道，如果殺死一人，獲救的不只是3個，而是30、300，或像戰(zhàn)時，獲救的可能是3000人呢？學生堅持認為，這沒什么不同——最終得出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結論是錯誤的，即行為的道德價值并不取決于其能否帶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現實中，行為結果與行為內在的性質之間，的確常會有一些產生“氣泡”的地方。明明結果是好的，但行為的性質不盡人意。毋庸置疑，邊沁的功利主義忽視了個體權利和少數群體的利益，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彌補了邊沁的不足，強調幸福不僅有量的區(qū)別，還有質的區(qū)別。

挽救生命何以是一種責任？

“英國沉船食人案”經法庭反復審理，船長和大副最終被判決謀殺罪名成立。船員布魯克斯未被公訴，他選擇作為污點證人出庭。

船長和大副何以不構成緊急避險？緊急避險，指在緊急狀態(tài)下，為了保全自己或他人的合法權益，可以通過損害一個較小的利益來保全一個更大的利益。針對此案，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羅翔在其《法治的細節(jié)》一書中認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無價的，這起案件的問題關鍵并不是生命的價值比較，而是必須踐行尊重生命的道德規(guī)范。如果無視道德規(guī)則的指引，在法律中只是進行功利的價值比較，那么整個道德秩序可能崩潰，社會也會瓦解。

英國法官在“米麗雷特號”案判決書中明確指出，“挽救生命通常是一種責任，但是犧牲生命也可能是最樸素和最高貴的責任”。這些責任賦予人類的義務，不是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是為了他人犧牲自己的生命。沒有人有權力隨意決定他人的生死。此案確立了普通法中“緊急避險不能作為謀殺罪辯護理由”的原則。

法院宣判對船長和大副處以絞刑。后經維多利亞女王宣布赦免，死刑被改為監(jiān)禁半年。船長最后選擇在澳大利亞定居。

法律如何受制于情理？

實踐中，許多案件法律關系錯綜復雜，法理情糾纏交織難以厘清。

對于在自然災害、公共衛(wèi)生事件、戰(zhàn)爭和沖突中出現的緊急避險行為，人們逐漸表現出更為寬容的態(tài)度。

我國民法典規(guī)定，緊急避險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因緊急避險造成損害的，由引起險情發(fā)生的人承擔民事責任。

著名的“司馬光砸缸”行為，即屬于緊急避險。廈門市某區(qū)制作的普法宣傳畫中，曾將砸缸義舉作為反面教材粘貼在社區(qū)圍墻，指明“司馬光砸缸罰款二十”，引發(fā)輿論嘩然，后被撤下。

英國人托·富勒所著《西方軍事史》指出，“人類受制于法律，法律受制于情理”。法律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并非無所顧忌，必須直面社會情理對其產生的影響。

“情理法合一”，與“明德慎罰”“以和為貴”等內容一起，共同構成中華優(yōu)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天理指自然天成的秩序，人情則要求法律符合人之常情，順應民心。情理是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孟子強調的“不忍人之心”，也是王陽明之“良知”指向。情理包含人文社會、風俗習慣、人情世故等一系列因素。法律的制定不僅須具備形式嚴密的邏輯性，而且應符合情理，滿足道德和倫理實質上的合理性需求。

如何使天理、國法、人情有機地統一起來，需要以道德滋養(yǎng)法治精神，弘揚傳統，完善普法宣傳教育工作體系。從具體法律條文出發(fā)，做到于法有據、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才能更好地實現公正、和諧。

作者后記：天助不如自助

榮獲第38屆西班牙戈雅電影獎12項大獎的電影《絕境盟約》，根據1972年的一起真實發(fā)生的安第斯空難改編。29名幸存者在雪山環(huán)境下，被迫采取極端措施來保全性命——同行的空難人員的尸體，成為唯一的食物來源。他們通過集體決議方式簽訂“你們可以吃我的尸體、我們可以吃他人的尸體”之“生死契約”。為此，眾人堅定了主動出去尋找自救的辦法。

與緊急避險相類似的，是自我救助制度。我國民法典規(guī)定，“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情況緊迫且不能及時獲得國家機關保護，不立即采取措施將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必要范圍內采取扣留侵權人的財物等合理措施；但是，應當立即請求有關國家機關處理”。

合法權益如何排序？簡言之，比財產權益更重要的權益位階，首先應當是最基本的人權，即人的物質性人格權，包括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其次才是精神性人格權，主要指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權利。

（作者系本報記者）

（2025年3月6日《法制文萃報》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