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湯維建在《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23年第1期上發(fā)表題為《我國個人破產立法的制度框架構想》的文章中指出：

隨著個人破產立法被提上議事日程，一個立法體例上的問題遂自然產生，即個人破產的立法內容是融入現(xiàn)行的企業(yè)破產法之中而形成一個既適用于企業(yè)法人又適用于個人的統(tǒng)一破產法典，還是在企業(yè)破產法之外單獨制定“個人破產法”，從而形成我國破產立法的雙軌機制尚待深入探討。筆者認為，我國個人破產立法應當在現(xiàn)行的企業(yè)破產法之外單獨進行，而不宜采取混同立法模式。

在破產法的立法例上，就其適用范圍而言，有所謂一般破產主義和商人破產主義之別，前者是指涵蓋普通消費者在內的所有組織和個人，均具有破產能力和資格，后者則僅將破產能力和資格賦予從事商事經營活動的個人和組織。

與訴訟案件一樣，作為非訟案件的個人破產案件，也有司法型與非司法型處置方式之分別。司法型個人破產指的是通過司法程序處理個人破產案件，非司法型個人破產則是指通過司法外的程序調整個人破產債務，以達到免于破產的目的。司法型個人破產是正式的經由法律嚴格調整的破產程序，通常所說的個人破產指的就是司法型個人破產。司法型個人破產是個人破產制度所調整的重點，非司法型個人破產則既可以置于個人破產法之中加以調整，也可以另行通過其他立法加以調整。世界上多數(shù)國家的立法例表明，司法型個人破產和非司法型個人破產應當在破產法律制度上有機融合起來進行一并調整，所區(qū)別的僅僅是立法的載體而已。我國將來應當采取將司法型個人破產和非司法型個人破產相融合的統(tǒng)一立法模式。

我國的個人破產立法要把握好一條原則，避免兩個教訓。一條原則是：自愿性破產和非自愿性破產應當處在平衡狀態(tài)，我國的個人破產立法既要重視對債務人的司法救濟，也要關注對債權人的司法保障，同時還要兼顧社會公共利益的司法調控。兩個教訓是：一是極端債權人本位主義立法的教訓。我國的個人破產立法應當放棄對債務人懲戒過嚴的制度系統(tǒng)，同時采取對債務人有利的各種制度舉措；二是極端債務人本位主義立法的教訓。我國個人破產立法應當綜合權衡自愿性破產和非自愿性破產的比例關系，使立法控制下的個人破產數(shù)據(jù)比能夠保持大體上的均衡。同時，根據(jù)數(shù)額性、誠信性、營業(yè)性和爭議性等因素將個人破產程序分為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兩大類型加以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