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廚宰飲以乳。二人寤，嚙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新唐書·韓思彥傳》

解析：處理家庭糾紛應注重闡釋親情倫理

“和”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至高追求，家是國之單元，國是家之集成，只有家庭和諧才能實現(xiàn)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進步。正因此，傳統(tǒng)司法文化中對待家庭糾紛時，和諧思想亦被奉為圭臬。古代官員在處理家事案件的方法上、機制上、效果上都顯現(xiàn)出“以和為貴”的取向，并衍生出“情理兼容”“調處為先”“以案育民”的家事解紛特點。而恰因這些方式與中華文化內涵極度契合、司法效果與社會效果俱佳，歷經多朝始終發(fā)揮作用。

1.家事糾紛解決的規(guī)則合一——情理兼容

我國古代民事司法是情、理、法三個維度的考量，家事案件的處理則是最能體現(xiàn)三者合一的過程。其中“情”“理”在家事糾紛中得以廣泛運用，既是因傳統(tǒng)文化對于“仁愛”“人和”的追求，又因限于當時立法技術，制定法不能滿足民間細故的斷案需要時，官員通常要靈活運用“情理”來彌補立法不足。兩者相輔相成，造就了兼容性審判理念。

古代官員還善于用“情理”釋“法”，上述案件便是典型。韓思彥以一杯乳汁提醒兄弟乃同根相生，不當忘記孝悌之義，以景喚情、以情入理，直指人心，兄弟多年心結一朝化解，矛盾隨之消散。當下法律制度遠比古代健全，但在司法適用中并未至臻，實踐中部分司法裁判與民眾理解有屏障，文書的說理表達與民眾話語體系有距離，這種情況在家事審判領域更為明顯，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眾對司法的認同感。解決這一問題，傳統(tǒng)法治文化中以情理法的共同作用化解家事糾紛的思路是很好的借鑒。家事法官欲讓當事人服判息訴、讓案件得到廣泛認可，應在依法辦案的前提下以更貼近民眾的方式彌合法與情之間的理解斷層。在審判調解中，不僅要從法律上釋明，更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司法過程，以專業(yè)化、人性化、多樣化的方式化解爭議，可像韓思彥一樣在調解中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在倡導價值的同時，增強民眾對裁判的內心認同。

2.家事糾紛解決的重要程序——調處為先

中國傳統(tǒng)法治文化倡導息訟止爭，這種追求在家事案件中更為明顯。常言“清官難斷家務事”，正是因為家事糾紛依法裁判不難，難在案結事了，恢復家庭和諧。而與聽案斷訴相比，調處息訟消解了兩造對峙的緊張關系，方式靈活，氛圍輕松，可說之“法”不限于法律，綱常倫理人情均得所用，更有利于原有人倫秩序、社會關系的恢復，故古代官員傾向于以調處的方式處理民間家事矛盾。在調解途徑上，除了由州縣官主持的堂內調解，由鄉(xiāng)土社會發(fā)展而來的家族、宗族、鄉(xiāng)里等親緣、地緣團體更是在歷史長河中自發(fā)形成多元糾紛處理格局。調解息訟的實行，讓“和為貴”的價值取向進一步融入司法過程。

調解的特性使其在當今家事糾紛的解決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并且隨著社會進步而更加完善。原有的因親緣、地緣而自發(fā)形成的團體轉變?yōu)轶w系性的人民調解組織、心理輔導人員、社工服務機構，訴調銜接機制則有效提高了調處效率和權威性，讓家事糾紛多元化解更為人性、專業(yè)、高效。當然，家事糾紛“以調為先”不意味著“以調代判”，更不代表壓抑個體選擇的權利。“以人為本”是和諧精神的重要體現(xiàn)，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建設中，不斷增強民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才是調解工作的最終追求。

3.家事糾紛裁判的社會效果——以案育民

古代地方官員早早意識到，在社會關系中實現(xiàn)“和”之美，僅憑公平裁判難以實現(xiàn)，更要用教化的方式推廣禮法和德行，提高民眾道德修養(yǎng)，使人們和睦相處、不生爭端，才能從源頭上實現(xiàn)“天下無訟”。家事糾紛中“寓教于判”則是最好的教育感化方式，官員既為是非曲直的裁判者，又為德行禮法的教諭者，既可在個案調處、判詞中說情論理使爭訟兩造知廉恥、明事理，又可通過一案之訟對更多家庭起到教化作用。唐代韓思彥“以狀聞”，把富有教育意義的案件傳播開來是常用方式，清代汪輝祖認為百姓旁聽案件審理也是良策。

古代官員之教化職能比照現(xiàn)今語境，便是司法的引導功能、示范作用。家事案件中既有“法度”的紛爭，又有“情理”之糾葛。一個好的案件，不僅可以讓當事人在個案中感受公平正義、有所感悟，更是引導社會價值、弘揚良好家風的倡議書、教科書。“未訟者可戒，已訟者可息”不僅古代有，當下依然適用。家庭是國之法度與親之倫理同時作用的場域。在家事糾紛的處理上，既要考慮法律規(guī)則，還要關注法理之外的情與理，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家國情懷融入家事審判理念之中，以小家之和，推進大家之和，才能真正在全社會形成崇德向善、遵法守法的良好風氣。

（文章節(jié)選自崔亞東主編的《法治文明溯源：中華法系經典案例解析》，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