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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改革與北京大學法科規(guī)模的擴大(下)

2025-10-21 16:39:06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網(wǎng) -標準+

1917年年底,北京大學評議會通過了《國立北京大學學科教授會組織法》,要求各科組織教授會。剛開始教授會的職能還沒能得到充分的發(fā)揮,但可以肯定的是,教授會的成立對于法科的法學教育是有一定影響的。教授會相比于傳統(tǒng)的行政官僚體制進行大學的管理具有天然的優(yōu)越性。大學是一種創(chuàng)造知識、傳播知識的機構(gòu),這就決定了大學的工作須緊緊圍繞知識來進行,知識來源于對真理的認識,不依附于行政權威而獨立存在。因此,由那些知識的物質(zhì)載體教授、講師組織教授會來進行知識的自我管理和控制當然比來自外在的、盲目的、恣意的行政官僚管理體制優(yōu)越。隨著這種機制的運作逐漸成熟,教授會在北京大學法學教育中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蔡元培將大學定位為專門探索高深學問、以研究真理為旨趣的學術機構(gòu)這個辦學方針的指導下,北京大學評議會議決通過《研究所通則》和《研究所辦法草案》,規(guī)定法科須設立法律門、政治門和經(jīng)濟門三個研究所,商科學生附入經(jīng)濟門研究所。法律門的研究方法是各國法律比較學說異同評、名著研究、譯名審定等,政治門和經(jīng)濟門的研究方法為名著研究和譯名審定等。為配合研究工作的展開和研究成果的推廣,北京大學印行《北京大學月刊》,其稿件由九門研究所分任,每門所任自三千言以至七千言。研究所教授還要自擇專題,每個月寫論文一篇,或公開講演或登載于月刊及其他刊物。草案還對研究科目作出了規(guī)定,研究科目分研究科和特別研究科。研究科由教員指定研究科目,在每學年開始的時候,各研究員須擇定愿意研究之題目,隨時由教員指定書籍自行參考。每項研究科,每星期或兩星期開會一次,會時由本科教員講演其心得,本科研究員亦得討論質(zhì)問。特別研究科由研究員自擇論題,經(jīng)主任認可,或由研究科各教員擬定若干題,讓研究員自己選擇。題目確定之后,由各研究員自行研究,隨時得請本科各教員指示參考書及商榷研究之方法,以所得結(jié)果作論文一篇。論文完成后,由本科研究所教員共同閱看,其收錄與否由各教員開會定之,所收錄之論文由研究所交付大學圖書館保存或節(jié)要采登月刊,其未經(jīng)收錄之論文由各教員指出應修改之處,交給作者自己修改。另外,研究所的教員及研究員每月開會一次,由研究員1人或2人報告其特別研究之結(jié)果,報告結(jié)束后各教員和研究員可以自由討論。研究員選擇的研究科目可分主科與副科。凡研究員特別研究論題所在之科為其主科;主科之外可擇一副科,其副科之范圍或為本門之一種。其目的是拓寬研究員的視野。法科學長王建祖負責按照上述規(guī)定籌建法科研究所。到1917年年底,法科研究所的籌建工作基本完成。

盡管從理論上講,研究所為研究學術而設。凡屬學術之事,皆可研究,本不宜加以限制。但為應世需用起見,學術中之事項又有緩急先后之別,故不得不確定一范圍。王建祖在籌辦開始的時候,即擬定一辦法,先通告研究員關于研究科目,再行分配辦理。不久各研究員開報了如下科目:(1)比較法律;(2)政治學;(3)經(jīng)濟學;(4)財政學;(5)銀行貨幣學。其中由王寵惠負責比較法律,張耀曾負責政治學,張嘉森負責國際法,胡鈞負責財政學,陳兆焜負責經(jīng)濟學,馬寅初負責銀行貨幣學。

法科研究所成立之后,又陸續(xù)聘任了多名教員指導研究員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其中左德敏任保險法,徐崇欽任商業(yè)與工廠管理法,康寶忠任中國法制史,王景歧任中國國際關系及各種條約,周家彥任行政法,羅文干任刑法研究教員,陳長樂任美國憲法之研究,張國藥任貧民生計問題及歐戰(zhàn)后世界經(jīng)濟之變遷。至此,法科三研究所從研究課題到指導教員都具備了一定的規(guī)模。

受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的影響,北京大學將農(nóng)科改為農(nóng)業(yè)專門學校,劃出獨立。以工科歸并北洋大學,以北洋大學法科歸并北京大學。因此,法科的規(guī)模得以擴大。

北京大學的商科在1917年也歸并到法科里面。本來按照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命令,商科應該設立銀行保險等專門,但北京大學商科于1917年年初設立,不設專門,并不符合教育部的規(guī)定。因此,北京大學于當年5月15日呈請教育部,以現(xiàn)有商科改為商業(yè),而隸于法科,很快得到教育部的批準。從此,北京大學法科又增加了商業(yè)一門。從此北京大學法科得到大幅度擴充,成為北京大學較大的科系之一。

蔡元培改革之后的北京大學氣象一新,綜合性大學創(chuàng)辦法科的優(yōu)勢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現(xiàn)。隨著北洋大學法科、北京大學商科并入法科,北京大學法科較改革之前大為擴充,具有一定的規(guī)模,逐漸成為北京大學一大科系。但此種規(guī)模的擴大并不是以質(zhì)量的下降為代價的,反而較改革之前有相當?shù)奶岣摺?/p>

(文章節(jié)選自李貴連、孫家紅、李啟成、俞江的《百年法學:北京大學法學院院史(1904—2004)》(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蔡元培改革與北京大學法科規(guī)模的擴大(上)》詳見于《法治日報》2025年9月17日10版)

編輯:武卓立